【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
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