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大商人很可能在古信札的时代之后,组织并控制了粟特人的贸易集团;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对他们和商业文书提到的贸易者之间的 关系做出准确评价。有一条材料能够证明索格底亚那大商人的存在,这和大部分商业文书描述的小商人完全不同。公元706年(回历88年),沛肯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一名俘虏打算用5000匹中国生丝为自己赎身。这名囚犯曾组织商人进行反抗,还为将来突厥人可能的援手而与他们联络。他无疑是商业自治城邦中专门负责中国贸易的主要商人之一。
除了这条材料之外,外部资料中还没有哪一条可以把粟特大商人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也观察过活动范 围较广的流动商贩,他们有时也经手大宗贸易,但绝大多数都是穿梭于城镇之间的小商人。有关粟特商人社会等级的重要部分,无疑已逸出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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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价值快速流失,流通被限制在本国内部,本土货币制度始终有效并长期存在。他们在货币上标明面值,却与真正的价值不等。一份资料清楚地表明,了不起的粟特商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使用无价值通货的必要性,这样做是生怕商人打包携带出国:
钱币就该是(这样),别人才无法将它从我们这里或城市带走,我们也才能用(这些)钱在彼此间继续开展贸易。
粟特钱币只是弱小城邦发行的记账所用的代用币,目的只是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展开交易;萨珊银币与之不同,它代表王朝权威的工具,其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准确。小批量铸造的粟特钱币在大规模贸易中的作用很小,在中国也鲜为人知。
公元6-7世纪,粟特人在大规模贸易活动中所用货币,是萨珊波斯的德拉克玛。中国发现最重要的萨珊钱币窖藏也因此得以展现:乌拉阿尔忒窖藏有947枚萨珊和阿拉伯-萨珊钱币,其中567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591-628)时期的钱币,281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型阿拉伯-萨珊钱币,此外还有13根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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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到碎叶的各个乡镇,到处都遍布着士兵和汉族官吏。丝绸以薪俸和各种开销形式,大量涌入塔里木盆地。敦煌一位高级军官的例子(P.334 8号背2B中)显示,公元745年的头6个月,军队欠他120担谷粮,总计超过8公吨,但都换成钱币或用丝绸支付。如果用钱币支付的话,军队会将160公斤铜运进敦煌,而那只够支付一位军官……该现象对粟特商人来说有两个结果,一是正面的:丝绸的运输成本会减半,这是因为粟特人只须负责后半程的运输任务,即从塔里木盆地到索格底亚那,而前半程的运输会得到中国政府资助。二是负面的:自从政府控制从首都到塔里木盆地的丝绸运输,定居于最古老的 居民点之一的——甘肃聚落的粟特商队就知道,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最艰难的时候到了。融入中国政界的粟特家族,凭借甘肃萨宝的出身改变了曾经从事的职业,这难道是偶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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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彼法尼文书的精确性让人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埃彼法尼并未使用“Sogdianous”,而是用“Sougdaious tous ano”。就像康斯坦丁·祖克曼告诉我的,埃彼法尼把文献中读到、却没在旅途中听到的“Sogdianous ”一分为二“Sougdaios/tous ano”(“上”)。我们还注意到,在用这种方式校正文本时,埃彼法尼使用的是中世纪早期粟特人的真名,发音作“Sogdē”,希腊化音自然读作“Sogdai”。换句 话说,埃彼法尼根据中古发音纠正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流传的古代名称“Sogdia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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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北岸长期存在着一个粟特人聚落。对粟特商业史而言,这条信息异常重要。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出人意料:其他同样遥远的地方,也有粟特人的存在。黑海及相邻拜占庭丰富的市场,有足够的条件吸引粟特商人,米南德 文书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索格达亚遗址发现的君士坦丁堡仓库封印以及拜占庭商人们的印章,证明这座城镇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7世纪末,而且也展现该城镇所具有的商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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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念的演变与阿拉伯征服是一致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呼罗珊就是阿姆河下游、萨珊帝国东北部旧地。但就广义的穆斯林时代而言,它时不时地也能将阿姆河以外的索格底亚那和花剌子模等穆斯林地区囊括在内。穆斯林文献把这些地方称作河中区(Māwarā‘a al-Nahr,“河那边的地方”)。该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古代索格底亚那(泽拉夫善河谷中部和喀什卡河),也包括更北地区(东曹国、石国、费尔干纳,甚至七 河地区),以及古代巴克特里亚北部(希萨尔山与阿姆河之间)。除了花剌子模和费尔干纳之外,阿拉伯语Māwarā‘a al-Nahr一词就广义而言,与玄奘称之为窣利的地方完全一致,即从伊赛克湖(Issyk Kul)到史国的地界。相反地,阿拉伯文献中的索格底亚那一词,也仅局限于撒马尔干西部的农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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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巴里继续对穆斯林的一夜暴富予以评论:
他们购买武器和马匹,并设法得到一切可供骑乘的动物。他们互相攀比 ,看谁的穿着和武器更精致,并以高价购买武器,一支矛的〔价格〕都达到70〔迪拉姆〕。
获胜军队周边的行商市场突然发生通货膨胀,这表明部分货币又回流到当地居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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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城镇一般是从投降协定中获利的,这些协约规定了投降和入贡的费用。712年撒马尔罕的投降条约,其原件和波斯文译件分别被8世纪一位鲜为人知但见识广博的作者伊本·阿萨姆·库菲和巴拉米保存下来。投降的代价是马上支付2 000000迪拉姆和3000个精壮奴隶。每年固定纳币200000迪拉姆。下面给出一些有趣的换算比率:1个奴隶值200迪拉姆;1件大衣(可能用织锦)值100迪拉姆;1件小衣服,60迪拉姆;1块(段)丝绸,28迪拉姆。最后,1密斯卡尔的金子(4.4克)值20迪拉姆。这些数据提供了几条信息。有关丝价的数据表明,公元750年的敦煌,1卷生丝价值460铜币,而32个铜币相当于1个银币。通过简单计算就知道,敦煌1卷生丝值14.3个银币。但投降条约里提到的很多块/段生丝,指的是整卷中国丝绸,它的长度大于宽度。撒马尔罕与敦煌相比丝价也翻了一番,从14迪拉姆涨至28 迪拉姆。上面提到的沛肯富翁,有5000卷丝绸,或140 000迪拉姆,这就是说,他一人就拥有撒马尔罕预付丝绸总量的1/14。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凑齐这些数额对撒马尔罕的粟特人来说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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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巴里在他《历史》一书中,详细记述了699年从木鹿出发进攻布哈拉的一支远征军:
倭马亚·本·阿卜杜拉,是阿卜杜-麦利克掌管呼罗珊的总督,他让布卡亚负责进攻河中地区〔……〕又花大量金钱购买马匹和武器以作准备,他欠了粟特人及其商人大量债务〔……〕阿塔布·利克瓦·古达尼为了陪伴布卡亚人,也欠下债务,当他无处可去时,债主抓住他并将其投入监狱;布卡亚为他偿清债务,他才得以释放。
可见,粟特人是7世纪末木鹿市场的最大债主。但他们居然敢囚禁远征军将军的副官。粟特人资助后者,希望从掠夺中得到偿还。阿塔布·利克瓦虽然遭到囚禁,最后也没撕毁合同而动用武力。一条珍贵材料表明,粟特商人作为金融家,全力支持有利可图的军事行动,而这些行动直接针对索格底亚那。由于其他例子表明两城居民互怀敌意,因此木鹿的粟特人可能并非来自布哈拉,而是撒马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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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事件,我们可为7-8世纪之交发生在索格底亚那南部的事件提供一份完整的商业解读。木鹿的粟特商人可能出于税收的考虑资助阿拉伯人征服索格底亚那,其目的是为了将商业税从10%—–商人在敌境所付税率—–降至5%—–来自征服地区的商人所付税率。这一点很有可 能,就算对阿拉伯势力控制下的边境地区评价稍显乐观,却无文献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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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里不时会出现来自索格底亚那的人。但须注意的是,对一无所知的人短暂一瞥,就要区分出征服后名字当中带有窣利地名或族名(nisba)的人是来自阿拉伯、波斯还是索格底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族姓决定某人的出身受 到很多限制:出身索格底亚那的人和非粟特人移民,取名都不是按照出身——这是最常见的例子——而是根据生活中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以长途旅行为例,旅者返回本镇后,别人可能会以他游历过的地名来称呼他。在埃及文 献中,窣利可能指某个曾到索格底亚那旅行的人,而他本人并不一定就是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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