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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考验”和“测谎”之后,仍然有很多“同志”拒不接受调查。其中还有其他的顾虑,都是“同志”们后来陆陆续续地告诉我们的,也都是异性恋者闻所未闻的。
其一,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因此他们觉得如果被我们调查了,难免会出现某些心理互动,所以才尽量避免。
其二,有些“同志”则相反,他们希望有异性恋者替他们发出声音。但是在1993年的当时,说实在的,我们不但不敢这样做,也不敢这样想。这种态度当然隐藏不住,因此这样的“同志”们对我们只会敬而远之。
其三,当时大家对艾滋病都没有多少认识,也不知道“男同志”中的传播状况,而我们也不隐瞒我们的调查意义是预防艾滋病;因此很多的人非常反感,甚至一见到我们就连声说:“什么他妈的病,我没有,离我远点儿。”
其四,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在两个“点儿”上,我曾经先后遇到过三个这样的男人。他们压根就不喜欢男人,来这里仅仅是寻求别人给自己做某种性行为,不论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其中一位对我明确说过:“我就好(喜欢)这个(做某种性行为),老婆不肯做,可是这里有人做啊。”
这一现象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性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的重大理论:性行为并不都是按照男女性别来划分的,也可以按照快乐不快乐来划分。因此,所谓同性恋与异性恋,只不过是社会的人为分类的失误。可惜的是,我当时才疏学浅,虽然感触颇深,却直到近年才论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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